是以亚洲电影院的人，自然就比较多。而人一多，想跟踪就没法弄，因为你总不能把所有人全都跟踪了吧。长沙局的人就算是挺多的了，可再翻几番都不够用的。所以只靠亚洲电影院是不行的。
鉴于这种情况，井伊孝允口供中提到的左山道街，也就成为了关键。口供中说的是，在左山道街中段的开放式公园门，从左往右数第三个铁栅栏上。如果看到了带三个转弯的一条线，那么就去上海路的亚洲电影院二号厅。
从这个信息来看，放信息的日谍分子，可能会是先去电影院放好了信息。然后才会去左山道街画记号。这是概率最大的。还有一个很小的概率就是，接头，也可能会是反的。先去画记号，然后去亚洲电影院的二号厅接头。不过这个可能性太小。
而现在的条件，亚洲电影院这面必须得有人盯着是肯定的。可是对于辨认谁是日谍分子是有难度的。所以左山道街中段的公园，就成为了确认日谍分子的关键。因为谁画了带有三道弯的一条线，谁就必然是日谍分子。
不过左山道路是这个年头，有数的，很宽的大道。而且对面基本都是什么商店啊，饭店啊之类的买卖家。两个长沙局的特工，找了好长时间，才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视点。
在斜对面，而且是很斜的对面。距离中段的公园门口，直线距离足有近百米，好在用高倍望远镜，打斜的往公园门口看，还是能够看的见的。
设置在这么远的距离，监视是可以的，就是要跟踪，反而有点费劲了。从监视点献出门的话，得需要快速移动，要不然你慢的了话，目标可能已经丢失了。而快速移动就意味着增加暴露的风险。
所以他们只能再次在街道这条街道两头，分别又找到了两个安全屋，并且在公园的另一侧出口，也找了个安全屋。相互之间拉好了电话线。如此一来，监视点首先发现目标，然后通过观察，用电话通知三个跟踪点的跟踪高手，比如目标有什么特点，穿着什么衣服，如何打扮之类的。这样才算是完成了对于左山道街的布控。
到了晚上，李健和卢尧两个组长，已经基本完成了审讯。并且将口供整理了一下，上交到了局长办公室。
范克勤，华章还有沙青青每个人一份，开始看了起来。首先就是日谍暗杀组织成员的交代。一共九个人，死的人不算，还剩六个。不过他们却碰见了一个难啃的骨头。其中一个日谍分子，那叫一个大义凛然，为了所谓的“圣”战，那真是死不开口啊。关了一肚子，辣椒水，手指甲，脚趾甲全都拔了。两肋上的皮也用给扒了。最后又上了电刑，愣是一个字都没说。
这种小鬼子多不多？相对来说，真的不多。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所有势力，红党的招供率是最低的。这可不是为了美化，避免四零四什么的瞎说，而是事实。因为抗战的决心，保卫家园的决心，和革命的信仰，始终贯穿红党。而有了坚定的信仰后，人的意志力也会变得非常强大。因此，很多人就算被抓了，招供的比例也很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