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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，但在此之前，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，经常被召入宫，与汗密议军国要事。史称“文程所领，皆枢密事，每入对，必漏下数十刻始出。或未及食息，复奉召入，率以为常”。因此，当初编汉军旗时，“廷议首推文程”任固山额真，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，曾下谕：“范章京才堪胜此，但固山职一军耳。朕方资为心膂，其别议之。”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，皇太极因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，认为此议不妥，系“不达时势之见”，“乃小人之浅见”，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、范文程等人，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，指出此时“人心未及安辑”、“城郭未及修缮”，不能盲目动兵。将来时机到了之后，大军伐明，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，或遣使求和，是追击逃帝，还是围攻京城，是允和还是拒和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，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，如何禁止，等等重大问题，令范文程等“酌议疏奏”。
在加强内政的同时，皇太极同样注意缓和矛盾，后金的强大，实际上是汉人败类一手弄出来的！没有以范文程这样的人为典型的一帮汉人败类，后金不会取得巨大的发展！
皇太极因为多尔衮兄弟的错误十分生气，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，但并不心悦诚服，君、王、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。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、和硕睿亲王。“统摄”吏部，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、和硕豫亲王多铎，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，三兄弟拥有二旗，皆骁勇善战。军功卓著。安平贝勒杜度、公硕讬，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、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，代善遭皇帝压抑，心怀不满。固山额真阿山、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，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。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。
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、学士额色黑奏称：“国中诸王贝勒大臣，半皆获罪’，不许入署，不准晋谒皇上。他们回家日久，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，对明作战，“各部事务，及攻战器械，一切机宜俱误”，望皇上息怒，令其入署办事。皇太极允准。诸王贝勒大臣“遂各赴署办事’。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，立下一功。
尤其重要的是，范文程制定了清朝的税收政策。在连年战争中。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，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。范文程入京之后，即招集各部胥吏，征求册籍。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，范文程拒绝其议，说：“即此为额。尤恐病民，岂可更求。”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。照此征收田赋。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，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。宣布废除三饷：“前朝弊政，厉民为甚者，莫如加派辽饷，以致民穷盗起，而复加剿饷，再为各边抽练，而复加练饷。惟此三饷，数倍正供，苦累小民，剔脂刮髓，远者二十余年，近者十余年，天下嗷嗷，朝不及夕……兹哀尔百姓困穷，夙害未除。为尔下民请命，自顺治元年为始，凡正额之外，一切加派，如辽饷、剿饷、练饷，及召买米豆，尽行蠲免。各该抚按，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，大张榜示，晓谕通知，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，察实纠参，必杀无赦。”十月初十日，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，又再次宣布：“地亩钱粮，俱照前朝会计录（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）原额，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，按亩征解，凡加派辽饷、剿饷、练饷、召买等项，悉行蠲免。”有清一代，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，实奠基于此，这一安抚百姓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，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。